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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親活著時,常說要寫本書。她說,醫生當久了,對有些葯,有些病會有一些特殊的體會,她想把這些體會告訴同行。我聽了有些不解,病症和葯性都在書上寫著, 所謂醫生看病就是運用書本上的知識,這特殊體會難道還能體會到書外頭去?母親說,正是。比如用葯,葯性確如書上所寫,可在用法和用量上,醫生之間的差別很大,有的醫生就特別善於使用某些葯,能讓葯發揮出書上沒有寫出來的作用。
一位婦女血崩,用過中葯也沒有止住。母親看完患者用過的葯方,拿筆在上面補寫一味葯—薏苡仁,再用這付葯,血就止住了。
這曾讓我以為薏苡仁是一味很不尋常的葯,直到近幾年見滿街的雜糧店都有出售,才漸漸認可這是煮粥的米。可一把米能止住血崩?此後我還真留意過,卻沒見有誰把薏苡仁用做止血葯。
對中醫治病的這種個別性,反對的人說,中醫能治某個人的病,卻不能治某種病。比如說,母親治血崩的這個葯方,要想得到科學的承認,那得一氣用上四百例,其中三百例止住了血才能說明是有效的。可我看母親治血崩的葯方卻很少重復,便是用同一個主方,也是有增有減,真就是同病異治。如果她有一個能一下子治療三百人的葯方,那早讓我偷到手了。
原先以為西醫有單純的止血葯,有一次,我血崩,到醫院求救。我說:「大夫,出車禍的,你們用什麼止血?就把那葯給我用上!」大夫說,有。就給我用上了。可是沒管用。再問醫生怎麼辦?醫生說,切除子宮。我說,回頭再來切。出門買了瓶云南白葯,先把里面的“救命子”吃了,又一仰脖吃了半瓶葯末,然後去尋中醫。
一個熟人告訴我她剛做了子宮全切除手術,原因就是血崩。我聽了不由得暗皺眉頭。她炒股賠了好幾十萬,痛不欲生,一個女人急火攻心,氣血妄行,出現血崩現象,從中醫角度講不足為奇。可她也沒用中葯調理一下,就這麼斷然全切了,不能不讓我感到挽惜。她尚年輕,今後的日子怎麼過?聽她絮絮叨叨地說今年倒霉,什麼坏事都碰上了,我就知道她沒有意識到這些倒霉事之間的因果關系。
我毫不懷疑切除子宮能止百分之百人的血崩。我承認中醫治病的靶目標不象西醫那麼直指,有時效果不如西醫直接。但我們能否因西醫的方法絕對有效就施行“一刀切”?
中醫之所以考慮個體差異,同病異治,有如教育中的因人施教。我們能否因有學校教育就說家庭教育是原始的、落後的,應予取締?如果僅有學校教育就夠了,那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媽媽實在是有點浪費。象老赫胥黎寫的《未來新世界》,孩子們統一由工廠制造,用統一的模式培養,將母親們從教育孩子的負擔下解放出來,是不是最科學?
可我們知道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媽媽是十分必要的。威廉王子所受的教育可以說是最好的,可用在我女兒身上不合適。同樣是受良好的教育,哈里王子與他哥哥又有很大不同。而戴安娜之死對她兩個兒子的教育來說,絕對是不可彌補的損失。我想,如果沒有當母親的做個別調適,許多人不是用所受的教育否定現實,就是用所處的現實否定教育。
在中西醫之間做好與壞、對與錯的對比,如同在母親之間做這類對比,不是不可以,但要看目的是什麼。如果是為了互相切磋,共同提高,那是好事;要是用於淘汰,令“不好”的母親下課,那就大錯特錯了。我很慶幸教育專家手中沒有那麼大的權力,不能對母親們象對老師和醫生那樣進行等級評定,按級發放工資。不然的話,非毀了我們的家庭教育不可。
我一個朋友趕兒媳出門,說兒媳對孩子影響不好,不如由爺爺、奶奶來帶。我勸朋友還是盡力幫助兒媳改進,而不要直接插手孫子的教育。母親對孩子的作用真就不是簡單地用教育標准能衡量的,頂尖級的教育家也不能替代一個文盲母親。
在婦聯工作時,有被遺棄的孩子一時不能安置,我就帶回家來同女兒放在一起養。大家都說我待棄兒如已出,可我知道是有差別的。區別在於,我對代養的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有是有意義的,或給吃、或教東西、或領著玩,都能說出名目來。而對女兒,我卻有很多小動作,這些動作從教育角度看,毫無意義,可以說是無聊之舉。 可是,正是這些無聊之舉,才將孩子滋潤的像花兒一樣。
許多意義不是從事物表面能分析出來的。女兒小時候偷聽人家談戀愛,然後奇怪道:「原來談戀愛就是談天下最無聊的話啊!」
西醫舉動的意義總是事先明確,而中醫有時卻得事後判明。所以說,中醫治病有創造性成分在其中。我們常把事後明確意義 的舉動稱為創舉。如今大家都承認我們的教育培養的是知識型人才而不是創造型人才。其實,培養知識型人才很必要,但如果我們培養的人才全是知識型的時,就會出現知識型人才排斥和扼殺創造型人才的現象,這才是教育的弊端。想一想,還有什麼樣的創造在我們今天是不被攻擊和批判的? 要講與病人打交道,西醫今天遇到的許多問題,歷史悠久的中醫可能都遇到過。研究中醫為什麼不像西醫那樣治病,可能比單純的批判對改善今天的醫學更有幫助。
我們知道,現在的醫患關系比較緊張,醫生救了人得不到感謝,救不成人會自身難保。因為救人是“白衣天使”的本分,救不成人就不是“天使”而是騙子。騙子和 天使的唯一差別就是能否兌現承諾。反對中醫的人總說中醫騙人,我不否認有些中醫對治病大包大攬,搞承諾。可這種做法是從何而來的?我們知道醫院和學校不是騙子,醫院和學校門口橫幅上書寫的承諾,是出於誠意而不是欺騙。但其達到的使人放棄自我,無所承擔,只等承諾兌現的效果與騙子又有何異?如今人們是如此地 習慣和需要承諾,以至於得不到承諾就會感到失落,一旦承諾沒能兌現就惱羞成怒。於是,當孩子沒成才,病人沒治好時,人們大罵學校和醫院的的話語,怎麼聽也是在罵騙子。
那些對人生做出全面承諾的邪教本不難識破,可當尋求承諾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時,那麼,連許多從事科學工作的人也蜂擁追隨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?